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

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