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是新中国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才华与谋略的伟人，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过共同患难的经历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的紧张时期，可以说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

　　毛泽东年长邓小平11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汉口初识到苏区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岂料，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于1933年5月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历经种种坎坷和曲折，他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终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偕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多次推举邓小平担任重职，七大后又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们是核心与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工作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谓“日理万机”。毛泽东1951年就对人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党的“八大”前夕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称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透露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我们党有五好”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然而，在这以后纠“左”的进程中，毛泽东同邓子恢、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已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惊世大字报，演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大悲剧。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刘少奇含冤去世，邓小平也落难了。由于毛、邓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敢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觉得邓小平不大听话，很少请示报告，以致产生不满。“文革”前夕，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忿懑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邓小平终于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毛抛弃了邓，却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于是，邓小平被放逐江西，羁居三年。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还寒，喜中有忧。其时，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时，面临两难：他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革”声誉。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预演。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但一触及对“文革”的评价，又疑虑重重。这时，“四人帮”一伙奸佞小人大进谗言，动摇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是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叹!然而，“天安门事件”后，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邓的党籍。其中原委及其历史作用，耐人寻味。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在邓小平危难之际，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将邓的住地从宽街转移到东交民巷予以保护，免遭不测。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人民的呼唤和党内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重返政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以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邓小平没有走到21世纪，却为中国打开了通向21世纪的大门，实践了毛泽东的夙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座雄伟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光辉的形象，永远的旗帜!斯人已去，伟绩长存!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